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所占比例正在持续下降。尽管华人人口在绝对数上仍呈现正增长，但由于马来人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华人，华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持续下滑。这一趋势长期稳定，目前并无任何迹象显示会出现逆转。若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格局未出现任何干预或调整，这一人口比例的变化，很可能会与华人政治权力的下降产生关联。

在独立初期，华人人口占当时马来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这不仅体现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也反映在行政权力的分配上。在选举候选人方面，联盟（Parti Perikatan）在出战比例上大约反映了国家人口的百分比。在内阁方面，通过马华公会，华裔与巫裔的比例也合理的反映当时的人口结构，甚至有华裔领袖曾被赋予重要的内阁职位，例如财政部长。这一安排也符合阿伦·李普哈特（Arend Lijphart）所提出的“协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理论，即在多元社会中实现权力分享的制度设计。他指出该制度具有四个核心特征。

第一，建立“大联盟”（grand coalition），即由主要族群领袖组成的联合政府。联盟通过巫统、马华及国大党代表马来西亚主要族群的利益。第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ity），即立法与行政部门中的权力分配大致反映国家的族群结构。虽然并非完全等比例，但仍处于合理偏差范围内。至于另外两个特征，族群自治（segmental autonomy）与相互否决权（mutual veto），虽未被明确写入制度设计或协商模式下，但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独立前后，不同族群政治精英之间的高层协商，实际上产生了与这两项原则相近的效果。尽管未正式赋予明确的自治权或否决权，但精英协商的过程本身已间接包含这些元素。例如，在马来人特权与非马来人公民权、国家教育理念与母语教育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上，皆体现了这种协商结果。

然而，1969年5月13日的族群冲突以及随后宣布的紧急状态，彻底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华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大幅削弱，尤以政治权力为甚。尽管新经济政策在论述上被包装为通过经济重组以维系多元社会和谐，但其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式的再分配政策。为了提高巫裔的经济影响力，这也意味着华裔在冲突之前的经济掌控权明确地被削减。但是，由于“阿里巴巴文化”在优惠政策受益者中盛行，这种经济重组并未达到理想效果。“阿里巴巴文化”是指在新经济政策所衍生的扶持性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之下，巫裔从中获益，例如获得供应商合约，然而转让该合约于非巫裔。这种做法可使巫裔以获取快速的利益，但长远以来，巫裔的经济参与度和企业股权仍然处于低处。这也导致巫裔在实际经济的掌控与阿都拉萨理想政策的目标直到今天都远远未能达成。

反而，在政治层面，巫统成功重塑了以马来人至上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并延续至今。同时，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潜在共识。即使在设有四名高级部长或两名副首相的时期，最高行政职位也不会分配给华人。独立前曾由华人长期掌握的财政部，自族群冲突后几乎未再回到华人手中，无论由哪个政治阵营执政，唯有林冠英任期是短暂的例外。至于内政部、教育部等具有关键行政权力与政治优势的部门，更无需赘述。

但是，尽管华人政治影响力下降，且马来西亚的协商式民主已不复当年形态，甚至连李普哈特在513事件后也否定了马来西亚的协商式民主，但在本文作者的硕士论文里提到，协商主义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里并没完全消失。虽然与李普哈特版本在机制上有些出入，但在精神上，马来西亚仍然保持着协商式民主。而在较多数的学者辩论上，归类马来西亚的版本为“霸权式协商民主”（hegemonic consociationalism）。分别于，在独立初期，尽管未完全符合理论理想型，但其实现程度仍属可观；而霸权式协商民主虽在原则上相似，但在实践中，四大要素明显向主导政党倾斜。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国阵衰退前，巫统被称为老大而马华和国大党被视为较弱伙伴。这是因为尽管国阵内部各成员党在名义上地位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巫统在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总财政、青年团与妇女组等关键职位上全面主导。其次，立法与行政权力的分配已不再反映人口结构，而是大比例的由巫统掌控。虽然如此，非巫统政党仍被分配一些职位，但以比例论述，巫统与非巫统的比例严重失衡。族群自治严重弱化，而否决权几乎不存在，无论是在决策过程还是结果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