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已经不再需要中国做为身份政治想像的核心主体。中国虽然已比过往任何一个时代更“接近”，但对长年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最接近的，始终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今日若仍有华人公开宣称“中国是我的祖国”，最先与其切割的往往未必是马来社会，而很可能是华人社会本身。这并非单纯的措辞纠正，而是一种政治性的自我防卫。它反映出华人社会长期内化的一项现实：要成为被承认的“合格”马来西亚人，必须反复证明自己并非“中国人”，因为马来西亚的国族论述至今仍然预设华人的忠诚有问题。

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有政府、有法律制度、获得其他国家和联合国都承认的国家。它独有的文化、秩序、传统、礼俗等，是由长期居住于此地的各族群共同塑造，自成一格，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完全解释、模拟和复制。这种独特性已然成为当今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对于家园的共同想象。此处，与祖辈初来乍到的土地，今非昔比。

华人虽然仍旧留在华人世界，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已经与祖辈们截然不同。马来西亚的成立，让他们不再需要中国作为确认自身身份的坐标，也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尤其现今的华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教育等的了解都不夠深刻，到中国观光、收看电视电影或视频、读中国书籍，已出现明显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法。例如早前在中国网路上火爆的“科目三”、重庆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般穿梭在公寓楼宇和层层叠架的轨道和高速公路，又或者街头巷尾处处可见的监视器，虽说都有所听闻，但亲眼目睹时却是猎奇感多于熟悉感。华人或许知道中国，也可能喜欢中国，但越是频繁接触中国，却越容易意识到彼此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未必导致反感，却削弱了将中国视为“祖国”的情感基础。中国因而仍然是中国，但华人却难以自然的把中国视为祖国；甚至在某些政治语境下，中国还会成为必须谨慎处理的敏感对象。

这样的改变，在马来西亚过去的两场全国选举中可以看到清晰的轨迹。1974年全国大选时，国阵政府高调打出“马中建交”的中国牌。对当时许多华人而言，这既是一种身份压力的释放，也是一种被所在国接受的符号。长期以来，许多华人受到语言隔阂、马共武装斗争的阴影和族群政治的压迫，也由于马来西亚当时的外交政策偏向反共反中，为了自保，他们经常都需要在生活中证明自己不是中国在此地的代理人。马中建交，传达了国阵政府外交立场的转变，让他们感觉长期背负的政治怀疑有所松动，也欣喜于“祖国”能获得居住国的肯定。马中建交于是被转化为一种情感与政治回馈，成为华人选票在1969年流失后回归的重要资源。

但是，2018年全国大选呈现的却是另一种面貌。身为反对党领袖的马哈迪，反向操作“中国恐惧”，以关丹产业园、柔佛森林城市和东海岸铁路工程等议题，制造国阵政府将大马主权出卖给中资的印象。华人选票并没有因为反对党对中国的不友善受到影响；选举结果显示，有逾九成五华人选票涌向反对党。

两场选举的华人投票行为差异，显示了不同时空环境下，华人对“祖国中国” 的态度发生的转变。1974年那场选举，距离大马独立仅17年，许多华人仍因为祖辈鲜明的“祖国中国”情感，承受许多马来政治人物和马来社会的质疑，同时也因为新经济政策实际操作下的不公平待遇，被动的拥抱“祖国中国”的身份认同，以解释现实中的差异和不公，并安置自我。反之，到了2018年，华人已经更深的融入马来西亚人的角色。他们更愿意透过不同语言公开讨论公共政策、以行动证明自己关注这片土地，并且把自身利益和马来西亚利益紧紧捆绑。中国投资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是“只要祖国中国好，我们就好”的情感投射，而是必须放在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框架下进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