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历史普遍上以十五世纪建立的马六甲王朝作为一个起点。其创始人原名拜礼米苏拉（Parameswara）是巨港的一个王子。后因娶回教国公主为妻，也就改奉回教，并改名为伊斯干陀沙（Iskandar Shah）。由于得到明朝永乐皇帝的支持，而在1403年被承认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实际上他在1402年时已建立其王国的地位。[1]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马六甲王朝涉及了权利斗争和区域战争，也就无法抵御外来势力的冲击。其结果在1511年被葡萄牙所征服。就这样，马六甲王朝只生存109年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第一个外来势力的统治。换句话说，马来亚第一次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葡萄牙对马六甲的统治是从1511年开始到1641年为止，前后达130年，才让位于新崛起的荷兰帝国。[2]
虽然荷兰把主力放在印尼，但为了巩固在印尼的殖民地，它毫不含糊地将马六甲拿下，作为印尼的一道屏障。碍于其政策的专横，始终吸引不了华人。根据记录，在1641年荷兰征服马六甲时，只有华人约三四百名。[3]即使到了1678年，时任马六甲的荷兰总督薄特（Balthasar Bort）的报告说，华侨人口没甚增加。只有426人（马六甲总人口为4884人）。百多年后的1817年，华人也只有1000人。[4]
由此可见，葡萄牙也好，荷兰也好，它们对华人的政策是失败的，其海外扩张政策也是有局限性的。前者葡萄牙后来与西班牙合并（1580年），国力衰退，不得不退出海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只剩下澳门这个小地方。而荷兰则集中在印尼发展，也不得不与英国妥协，造成其殖民地只局限在印尼。这样一来，在18世纪时，英国、法国及西班牙成为新的三大海上霸主。因此巴素博士说华侨移入马来半岛，只有在欧人殖民地（指英国）设立后，以及一个安全的基地能使华人毅然走上远征之途，才开始具有特殊的意义。[5]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人在马来半岛建立第一个桥头堡后，华人开始大规模的移居而来。而在历史上，第一个桥头堡即是槟榔屿（Penang Island）。
因为有了1786年槟榔屿的开辟，莱特上尉不但改变了英国人的远东战略，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格局和海外华人的命运，乃至改变了亚洲的政治秩序和模式。更甚的是，自此之后，塑造了第一代的海外华人从东南亚到世界各地各领风骚，形成了华人遍地开花近代历史的第一页。本文将就这一大课题从三个层次分析和评述槟城对塑造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模式的形成；华人社会的组成包括华团的诞生及文化教育的传承。正因为有了槟城的发现，我们终于有机会见证槟城开辟两百年来对世界局势的转变带来重大的影响和冲击。
在这个前提下，槟城在整个亚洲的转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尽管英国在19世纪时也将重心移向新加坡和香港，但它始终没有放弃槟城是英国政治的前哨站，并以此进军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槟城向中国拿下香港。换句话说，华人的大量南来也是与英国的政策分不开的。
一、槟榔屿开辟人莱特
1786年8月11日，英军上尉莱特抵达槟榔屿后宣布：“吾今奉总督（麦克浮爵士）及孟加拉国国议院训令，予今日占据此岛，名槟榔屿，今名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并奉乔治第三陛下之命，监视不列巅国（英国）国旗竖立于岛上，以供不列巅东印度公司之用。”[6]同时宣布将开辟的地段命名为乔治市以纪念乔治三世。这样一来，乔治市与槟榔屿同时诞生。回顾历史，今年（2026年）已开埠240年。由于槟榔屿这个小岛的形状如同槟榔树的果实因而得名。[7]马来人一早就将此地叫做丹绒（Tanjong），后来马来文译为Pulau Pinang。至于乔治市则一直沿用而没改地名，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把槟城的首府称之为乔治市（Georgetown）。
莱特是在占有槟榔屿后的第二年（1787年）宣布槟岛是一个自由港。但他认为乔治市需要一个天然屏障来保护港口的安全。可惜他在生之年，未能完成此心愿。1797年，吉打王位继承发生内讧，吉打苏丹于1800年6月6日与第四任总督李特签署协议，确定了今日槟城的版图中的内陆土地，进而把这块土地命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之后又将威省的版图扩大，以吉打慕打河为边界。1874年时又将威省南面的边界扩展到吉辇河。[8]威省的面积终于超过槟岛，后来这块土地也有了三个城市，即北海、大山脚与高渊。今天威省的总面积是738平方公里，槟岛则是293平方公里，合起来共1031平方公里，不过仍是马来西亚第二小的州。威省不仅是英国人用来保护槟榔屿和乔治市的，而且对于英国势力伸入联邦内地也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对于乔治市来説，更是如虎添翼，它成了槟威两地人民共享的闪闪发亮的国际都市。
既然是奉行资本主义，莱特身先士卒地带头废除“卖身为奴”的制度，把家中七位“华人奴隶”解放了。[9]社会风气也为此一变。在政府有限的力量下，莱特采取的政策是让各族人民“各自为政”的，并设立甲必丹制（即族群首领或村长）解决族群之间的问题。这在华人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连带华人成为会党的领袖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有利的条件下，莱特为了槟城的发展，引进了大量的劳工，市镇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而且还有若干有体面的华人、马拉巴人和马来人的家族居留。[10]1792年时，当时估计人口已近1万人，绝大多数杂居在码头极不卫生的地方，很多人因而死亡。莱特本人也因疟疾而在1794年10月21日逝世，终年54岁。[11]
二、英国逐步建立体制
在1805年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Philip Dundas）出任槟榔屿总督（Governor），地位提升一级。他的随从中有一位在后来成为重要人物，他就是开辟新加坡的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坦达斯总督在就任后重新规划槟岛的土地并将之分成三个区域，即乔治市，东北县和西南区，威省未作规划仍保留三个市镇。[12]接着，他于1805年11月设立了警察司法厅（Police Magistrate）职权无所不包。又于1807年宣布新司法制度，仿效英国，有主簿官，有陪审员，而总督及三位议员坐审。至此，槟榔屿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已建立起来。
1817年，槟榔屿地位已有下降之虞，因为它不适合成为军港和船坞。另一项打击是从槟榔屿被调走到爪哇任副总督的莱佛士在1819年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新加坡成为欧洲与中国贸易的港口，私人企业因而得以通过新加坡而不通过槟城可以避开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操纵，造成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新加坡作为驿站。
三、海峡殖民地三州府
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马六甲（英国与荷兰交换土地，前者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军港，而后者则让出马六甲）和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总部设在槟榔屿。
但在1832年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由总驻札官管理，而槟榔屿及马六甲各设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权力也有所调整。
到了第三任监督麦唐纳在1796年上任后就逐步对入口税予以取消，又把槟榔屿变回一个自由港。[13] 在这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比较明朗化，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尤其成为泰南、缅甸及苏门答腊等地货物的集散地。槟岛自由港首开先河的成功实施，也在后来影响新加坡（1819年）及香港（1842年）相继落入英国人的手里后，连带刺激周边地区的发展。
这样一来，槟城的转口贸易成了槟州的主要经济来源，海墘的“水上人家”也建立起来。它成了乔治市的经济枢纽，因为舶在码头的大小货船都用舯舡小船来起卸货物，海墘的“水上人家”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乔治市早期出现的“缅甸郊（商）”（槟缅的物物交换）；“亚齐郊”（1913年成立的亚齐商公会在独立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团）；“暹罗郊”乃至“香汕厦郊”的商群是它的一大特色。[14] 在英国人的制度下，不单是乔治市单独受惠于自由港，威省及槟岛郊区也从中受益。通过乔治市的中介商，进出口货物十分方便；尤其是邻国原产品包括锡米和橡胶更非通过槟城加工和出口不可。后来乔治市曾拥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溶锡厂——东方溶锡厂（位于柑仔园）（建于1889年），也是依贸易需要而建立的。
四、华人移民大量南来
如果没有华人的大规模迁移，槟城是不可能被发展起来的，华人的南来与莱特之占有槟榔屿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槟城的华人改变了英国在马新的政策，也改变了槟城的政治模式，更改变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秩序。
所谓“海外华人”即指由中国迁移至中国本土以外生活的中国人，他们世代相传，源头则是来自中国，然后开枝散叶在世界各地，尤其以东南亚地区最为显著。由于中华文明包含着无穷尽的有形或无形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大原则下，离开母体（中国）而生存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尽力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如今这一大批世界华人（不包括被认为属于中国领土的中华民族，如台湾、香港、澳门）估计超越3000万人，[15] 有说已达到4500万人，甚至是6000万人。就现实意义而言，以3000万华人在海外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有了更多华人之后，也影响和左右相关国家的政经大局。这意味着，原本马新一家的“马来亚联合邦”及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是中国人及其后裔在中国本土以外所建立起的非常独特的带有华人参与治国的联合政体。这一切因为有了槟城，才有了“海外华人”这个特殊名词。
（i）华社组织应运而生
1800年，槟榔屿华人存有福建和广东帮两大帮派。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处理华人的事务，他们共同组成广福宫，作为“华社的其中一个政府机构”。这座至今仍然存在的寺庙，在过去扮演“仲裁”的角色，为广东及福建帮同乡解决纠纷。[16] 虽然在最早期是由福帮人所控制，到后来却成为两帮人的代表性组织，一直到1881年平章会馆（槟州华人大会堂前身）成立后，才取代广福宫的功能。
（ii）槟城暴动英人干预
从1826年海峡殖民地的成立到1867年发生槟城私会党暴动的这段时期华人社会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私会党的势力膨胀到无孔不人，达到“全华皆党”的阶段。私会党是当时社会最有影响力和最有组织的帮会。它按照方言和籍贯相互区分。在英国殖民政府鞭长莫及下，私会党几乎操控社会的各个角落。私会党势力的扩大是和经济利益分不开的。它们也因为锡矿的开採而伸入霹雳争夺地盘，一方是以甲必丹李亚勤为首的义兴党（1872年李遇害后，由甲必丹陈亚炎接任），另一方以甲必丹郑景贵为首的海山党。他们为利益关系，1862年，1872年及1874年在霹雳拿律（Larut）先后爆发三次械斗，最后一次事件成为英国干政马来半岛的开始。
在1867年8月3日至14日，槟城爆发了为期10日的大械斗，它的起因是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私会党在普吉岛对锡矿场之争的延续。[17] 暴动火速蔓延槟榔屿全市及威省广泛地区，牵涉约3万华人及4000马来人。这就是说，两大华人私会党都有马来人及印度人介入。马来人及印度人分别属于白旗会（White Flag）及红旗会（Red Flag）。白旗会由马来人及印度人组成，偏向义兴；红旗会也是由马来人及印度人组成，与建德堂联手。直到8月15日，械斗才告停止。
大暴动造成人命财产巨大的损失，并且把槟华社的帮派政治推向另一个高峰，它不但扩大了闽粤两大方言群体间的鸿沟，而且自乱步伐，削弱了华族社会整体对殖民地政府之相对反弹力量。[18] 这种现象暴露了华社在私会党的时代，只顾分帮立派，争夺经济利益，完全没有为华社谋求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策略，反之在自相残杀下，成为被动的一群，更在“政治权力”上被逐步边缘化。
暴动后，英殖民政府成立“槟城暴乱调查委员会”（The Penang Riot Commission）1867年8月26日正式开庭调查，直到1868年7月14日发表调查报告书，认定这些私会党组织对和平有高度的危险（当局并未正式发布调查报告书内容，只拿报告书的结论而抛出限制性条文向华社全面镇压）。
（iii）全面控制华人社团
不过大暴动调委会报告书也预示了私会党开始退出政治舞台，算是槟城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英国直接干预和插手华人的事务，准备把私会党一一击破。后来报告书的建议也被分阶段落实。
1869年，英政府通过法令指定社团必须登记，以及禁止非法集会，但政府缺军警力量，民间不予理会，私会党的庞大势力也声东击西地存在着。
1877年6月英方正式委任华民政务司，卡尔（E.Karl）成为槟榔屿华民政务司。继之，华民政务司在马来半岛各地也设立了起来，证明英殖民政府对华人的控制显得更加严密。
华民政务司权力之大，几乎取代了过去华人甲必丹，私会党头子的作用。华民政务司在名义上是专门对付私会党，实际上是对所有华人的监控，可以说是英殖民政府直接渗透华社，打破私会党及甲必丹依靠武力和金钱对华社筑构起来的统治权威。这是一把利刀，相等于直接插入华人社会的心脏。也促成华人社会对马新及东南亚各地有所依赖，可以成为东南亚华人转变思想的第一波。
（iv）未注册社团 全属非法
188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又通过新社团法令，取代原有的危险社团法令，政府获得更大的权力对付私会党及其他组织。新社团法令有两个重大的意义，其一是凡是未被批准的社团，一概视为非法，总督有权解散任何社团，并有权驱逐移民回中国。其二是设立“华人咨询事务局”（华人参事局），以向政府提出任何有关华社的事务的意见作参考。首批的华人事务局委员既包括了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也包括了与私会党有关的首领，藉以平衡局面。当局授权此事务局可以讨论任何有关华社的立法，包括节日的庆祝、华文教育、福利等课题，也被授权充当华社的仲裁人，[19] 但只有提意见的权利，没有决策之权。
五、辛亥革命冲击华社
20世纪初叶槟榔屿的华人社会有了很大的转变。有鉴于英国对华人社会的直接干预和清朝末期日益需要华侨的经济支持，清廷乃一改海禁和拒绝承认外国的华人政策，转而给华人提供“奖以虚衔，封典翎枝”荣誉外，也让不少富有的中国人争相买官衔。在这期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合约，派遣领事外驻；1877年新加坡最先有中国领事之设，槟榔屿则迟至1893年才委任当地侨领张弼士担任驻槟副领事。领事除了接待过往或来访的清朝官吏外，未见有为华侨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引起华侨的不悦是在革命党人到来从事政治活动时，却被清朝通过英殖民政府给予压制。
但令英国和清廷预想不到的是，孙中山来到马新一带后，竟然在槟榔屿组织同盟会，号召华侨“打倒满清，建立共和”（原本为驱除鞑虏，后改成五族共和）的革命运动，在不久孕育成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冲击着英殖民政府的权威和动摇其统治地位。这时马新华人思想开始有了留在马新的念头。
（i）孙中山斗康有为
孙中山之所以在南洋各地，尤其是新马各地宣扬革命，除了决心推翻清朝外，也要抵销康有为在新马掀起的保皇运动的冲击。康有为在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劝导华人兴学办校。间接受他影响的，便是中华、同善、新江、广福、崇华及师范学校之设。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海外华团热烈参加建国运动。在短短的10年里，槟城增加了新式学校20余间，并且提倡改用“国语”（普通话）为教学用语。[20]
（ii）抗日年代左派壮大
1937年中国全面爆发抗日战争，马新华人在不分党派下，又卷入一场支援中国抗日的爱国运动，马共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令英国政府倍感棘手。1938年，在陈嘉庚领导下，来自东南亚45个城市的180余名华人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抗日运动进入一个新高潮。
1940年马来亚共产党接到指示，停止反英运动，转向积极抗日和反法西斯的大联盟斗争（因日军已全面入侵马新及东马等地）。[21]
不论是在国共斗争，或抗日战争时期的槟城，都是人才会萃的风云激荡的焦点之一。政治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孕育槟城人的政治运动走向高潮。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宣传战，另一方面是马共的战斗队伍的扩大；峇峇社会则被英国调动起来加人英国的阵线。少数峇峇和新客之间也因抗日的运动有了合作的余地。整个政治局面成了大杂烩。
如果说日本在1941年攻入马新等地是华人第二次的思想转变，是因为日本想在东南亚建立共荣圈时尽量地欺压华人。此时，华人对中国的思念也再次改变，因为华人都要面对到处都是日本蝗军的凌辱和欺压。
六、日军南侵 华人遭殃
马来亚是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份，槟榔屿的战略性地理位置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主要目标。1941年12月8日，日军绕道泰国进入哥打峇鲁投石问路，英军不战而退导致日军长驱直入。英国弃马来亚于不顾，本地的英军静悄悄向后撤退。[22] 很快的日军在12月11日及12日迫不及待空袭槟榔屿，占据了槟岛。12月16日，在无英军管治下的槟城，有人组织了“槟城服务委员会”，升起白旗以示投降。12月19日，日本官兵在民事长官裕康（Hiroyasu)的率领下，由“槟城服务委员会”迎接，正式接管槟城，槟城易名为“彼南”。
1942年3月15日，日本换了一位凶悍的行政长官（总督）片山省太郎（Katayana）。他重组了四个种族的维持治安委员会，华人的称为“槟城华侨协会”。日军的政策是分化与扭转不同种族人的倾向，比如鼓励印度人反英，名义上是为印度争取独立；笼络马来人协助日本建立统治政权；向华人开刀要钱“奉纳金”。[23] 日军夺城之后，先后在槟城展开三次大检举和大肃清，抓捕抗日份子或其同情者。约有5千余人被逮捕。
鉴于日军的倒行逆施：(1)报复华侨的支援中国抗日行动；(2)通过缴奉纳金，榨取华人财富；(3)市场瘫痪，人民被剥削到衣食无着落地步；(4)大检举大肃清造成人心惶惶，性命朝不保夕，终于引发民愤沸腾，抗日情绪越发高涨；也在另一方面促成马共从中壮大，通过武装斗争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争。马共从1942年起马共先后组成了8个人民抗日军，统称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人数一度发展到1万余人，是当年东南亚地区中最强大的左派军事力量。领导抗日的不是峇峇集团，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华总商会与受他们控制的社团，更不是小资产阶级自己搞起来的会馆与行会，而是由马共所主导。总之，整个运动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左派及进步人士手中。[24]
在日治时期残暴统治的铁腕政策下，日本人充份地利用当地的峇峇和富商组成了所谓“槟城华侨协会”负责筹“奉纳金”。日本军政府也委任大部份属于峇峇的侨领出任“槟城州理事会”，与日本军官沟通。日本军政府又巧妙地设立“阅报所”在各地活动，以作为情报收集处，又可灌输华侨心向日本，一举两得。
因为抗日队伍移向内陆，槟城人民又是用白旗迎接日军进城，以致槟城人民在日治时期的伤亡数目较其他城市为少。有记录说是千人左右，又有记录说是680人。也有人统计被捕被杀者不下5千人。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没有人说得清楚。[25] 就马新来说，有人统计日军杀害至少15万人。[26] 无论如何，没有人有办法真正统计较正确的数目，只能够用“血迹斑斑”来形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9 月13 日，英军在新加坡接受日本投降书，人民终于摆脱毫无人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横行霸道与恐怖统治。
七、战后槟城政局急变
日本投降后，马共势力坐大，在槟城成立人民委员会。此时英军急切地在槟城登陆，[27] 与马共展开心理与政治角力的斗争。此时中国政局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英军采取种种措施箝制马共的活动，在促使人民抗日军缴械的同时，进一步抵消中共对马共的影响。马共内部头号内奸党总书记莱特（Loi Tuck）对英国诸多让步，最后也秘密让英军获得准确的情报，马共在不察觉被内奸出卖底下，蒙受重创。[28]
1946年，英国有鉴于马共势力尾大不掉，抛出一套民主宪政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来化解马共的武装斗争，希望引导人民走向民主，但此举未获华人广泛的支持和响应；马共更形容英国此举是为延长殖民统治寻找藉口。[29] 1946年3月4日，拿督翁成功号召41 个马来团体和个人成立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筹委会，简称巫统（UMNO），坚决地反对马来邦联。[30] 巫统正式于同年5月11日成立，拿督翁当选主席。拿督翁联合各州苏丹与英殖民政府谈判，三方终于同意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来取代马来邦联，建立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的马来亚。
（i）反对英国修改宪章
在巫统崛起的过程中，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察觉情势有变，乃在1946年12月14日发起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在22日易名为“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由陈祯禄担任主席，共同向英国重申马来亚民主同盟较早时的政纲，不要分开新加坡。英国并不加以理会，在同年的12月23日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蓝皮书，更加引起华社的不安。1947年10月20日，抗议行动达到高潮，在“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同意下，获得了中华总商会的响应和号召，职工总会及马共也给予支持，在全国举行大罢市。[31] 据估计，这次大罢市所有的华人都给予响应，是战后新加坡及马来亚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为免夜长梦多，英国在1948年2月1日，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槟城三个主要华人社团即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与海峡华人公会随即联名呈函英国殖民地部长，指“联合邦协定”有不利华人的倾向，惟抗议没有得到回应。[32]在槟城，有关团体于1948年12月3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举行集会，推动槟城脱离联邦。1949年初，有关争执旋即被带上槟州立法议会，投票结果是15票对10票，槟城脱离联邦之动议被否决，总算是表达了非马来人对联合邦协定的不满。
这个时候英国称马共将有更大的举动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主要为英军事政府对付马共制造舆论。[33]1948年6月18日，英方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6月20日展开全面性的扫荡和逮捕行动。7月23日，英国宣布马共被禁止。[34]马共再次走入森林，与英军展开游击战。1948年12月及翌年1月英军执行驱逐和隔离政策，大约有40,000 人被扣，其中24,000名华人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根据钟灵中学广州校友会主席蒋成发在八十年代在广州会见记者时，坦诚有24万名校友连同家属被驱回中国，且无法被允许返回马来亚）。在此动荡的年代。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27日在陈祯禄号召下宣告成立。他的反共立场，得到官方的赞同和鼓励。英政府方面为了切断村民与马共的联系，在1950 年开始将华人移殖至四周用铁丝网围筑的华人新村。
（ii）大罢市带来新政局
转入60年代，槟州政治进行大洗牌。一边是社阵加入了很多华校生。他们凭着社会主义的信念，把社阵变成一个左派统一阵线的大本营。这新生的一代，是移民华人的第二代居多。他们虽然也是土生土长，但属于后期的，不被归纳为峇峇一族。在马来亚独立打着反共旗号的执政联盟，不愿意看到被视为左派温床的华校生与政治挂钩。但在华社的坚持下，华校的发展转入另一个曲折的阶段。这个曲折的过程反映在教育法令规定所有华文小学必须改成国民型华文小学，而中学或选择成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华教在艰苦中力争上游，直到今天共有60间独立中学存在马来西亚。
在政治上，槟城的马华公会的组织结构是有别于一般的政党。党主席向来由殷商担任，特别与中华总商会关系密切，显示它的资本主义的特征。由于存在着结构的缺陷，王保尼要成为华社的代言人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他也不是华社的代言人，而是联盟恩惠和赏识下的首席部长。尽管他不是马华的领导人，在中央方面更无举足轻重的职务，但在门面上仍然被当成是“代表华社”的领袖。
在槟岛丧失自由港的过程中，工业发展十分缓慢，旅游业也未见起飞，弥补不了自由港没落造成的损失，失业率的偏高，生活水平又未能调高，人民的失望可想而知。槟城经济的下滑和自由港的被蚕食，造成社会问题越形严重，也给左翼统战找到突破口，在槟城建立起大本营。
1967年10月21日，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槟城举行，成为革命左派和文革的急先锋。[35]在劳工党大会召开后未及一个月，英国政府突于11月18日宣布英镑贬值14.3%，导致马来西亚翌日采取相应行动也对旧币贬值15%，民怨四起。劳工党在11月24日在乔治市举行抗议游行，发动全岛大罢市运动。[36]很快地，由槟岛引发的大罢市也蔓延到北马各地，震撼全国，最终为种族极端份子所乘，酿成不幸的种族冲突事件。[37]经过10天旳戒严，槟城于12月4日解禁，总共有1605人被捕。[38]
首相东姑指责“社阵领袖、劳工党、人民党党员及其它有关人士应对此次暴乱负起责任”。旋后，劳工党走向街头斗争，放弃宪制斗争，在1968 年宣布所有议员辞职，并决定杯葛1969年的大选。左翼的宪制运动至此暂时停止活动。
（ii）转换码头 林苍祐东山再起
1968年，左派阵营分裂，隶属于温和派的陈志勤及陈扑根等人退出另组新党，为了壮大阵容，陈志勤拉拢林苍祐共创新政党，也拉拢学术人才及职工会领袖共襄大业。3月24日，民政运动党（Gerakan Rakyat Malaysia）成立，简称民政。陈志勤提出的党纲里头有一条是服膺于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对林苍祐来说，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唯有让民联党脱胎换骨，才有机会转变成全国性政党，与强大的联盟一决高下。虽然他和陈志勤之间在政治理念上有些差别，但不妨碍合作的进行。在冻结民联党但保住注册证下，民联党员全几乎转成为民政党员。有人指责林苍祐这样做“背弃”他对华教的维护。林苍祐并不理会，他的目标是夺取槟州政权，狠狠教训马华。
可能连林苍祐也感到愕然和震憾，民政党竟能在大选中取胜16席（共24席）而成为大赢家。民政改变了槟州的历史；也改变了林苍祐，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全国领袖退回来当州际领袖。在强势执政下，林苍祐不负众望巩固了华人在槟州政治的领导地位。林苍祐的上台，标志着左派统战在政治主流中靠边站。但不变的是，他赓续了华人主导的槟州政权。
当人们对林苍祐另眼相看的时候，他静悄悄地调整和改变自己，以适应当首席部长的职务。他是一州之首席部长，不再是全国华社领袖。在认定自己的身份与定位后，林苍祐开始少谈政治课题，大谈经济发展变成他往后的从政之道。
就在林苍祐接掌政权后的第三天（5月13日），发生了种族流血事件，史称“513”悲剧，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39] 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这场暴乱是吉隆坡的政局因为大选后出现游行，造成种族冲突，各州动荡不安。不过槟城的局势一般上得到控制，人民对1967年槟城的种族冲突记忆犹新，大家以和为贵，连政权的交替也是平和进行的。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进行政治大洗牌。一边是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国家原则的提出，另一边是执政的联盟向反对党招手，合组联合政府，民政党也参与其中。1974年国阵成立，从此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为之一变。严格来说，马来西亚因“513”而改变。而“513”也改变了林苍祐的政运，他转过头来改变槟城，构成马来西亚的新的政治版图重新分配与安排。
八、槟城华校生战前和战后的转变
二战前后我国教育政策也有下列的转变，印证了华人就读华校的数目大量增加。
因为私塾所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已不合潮流。因此当中国在1920年开始新式教育后，学生就适应了新式教学的要求，也就向东南亚国家推介新的教学课本。就这样，槟城迎来了教育改革。
在1904年，南洋富商张弼士首先在槟城斥资兴建“中华学校”，为新式教育首开先河。
从1904至1911年的七年间，在槟城、吉隆坡及新加坡的华校只增加17所，平均每年创校只达3所。但当辛亥革命成功后，华社顿时热衷于学习华文，创校风气竟是一泻千里，有华人的地方必有华校。
再者，孙中山也通过其“阅书报社”的组织创办学校，如钟灵学校、福建女校（槟华女子中学）等。
原先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是不兴订立教育条例的，但到了1920年，情况大为改变。
从第一次大战后（1920年）到独立时（1957年），马来亚的华校是在不断斗争中成长的，也在面对英方的法令压制有了对策的回应。例如：
1、1920年，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条例”，凡超过10名学生，必须向政府申请注册。
2、1923年，政府增设1名欧籍副教育提学司（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及1名华裔督学（Inspector of School）专司华校事务。
3、1926年及1937年，学校注册条例修订，允许教育部有权逮捕校董并驱出境，也有权封闭华校。
4、1950年采取行动封闭新加坡两间华文中学，理由是涉及共产活动。经力争后，政府撤销禁令。
5、1951年，草拟《巴恩教育报告书》，可以推行双语，但规定英文是必修科，引起华社及马来社会的不满。
6、《方吴报告书》也在同年推行。但因被指偏向华校，不被采用。
7、《巴恩报告书》在1952年被确定为1952年教育法令，华校教师会要求将华文列为本邦教育体制之重要环节之一未获准。
8、 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受到强烈的反对，但华教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始终不得要领。
这些条例是依时提出，且具有政治目的，而不是顾及教育乃千秋大业，不得随意附加条文。
虽然英军事政府对华校进行了苛刻的监督，但因华社力量之强大，致使英方投鼠忌器，也就有了后来独立前的“本国化”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出现（1956年）；更在翌年（1957年）演化成独立后的第一个教育法令。这是指林连玉代表董教总于1955年向时任首席部长的东姑会面时，要求公正对待华文教育。因此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终于出现第一部教育法令。也在后来的法令中言明最终不推行单一国文教育，华社因而放下心来。
继之，在1961年出炉的教育法令是根据《拉曼达立报告书》所制定的，规定从1962年开始，所有华文小学一概转成政府学校，一律由政府制定课程和教师的培育。换句话说，不再有所谓的私立华小。
与此同时，新法令也规定所有的华文中学选择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改制的中学是由政府津贴；而不接受津贴的华中则保留原来的独立地位。
而在1974年时，所有的英校都转成使用国语教学，遂使到许多华裔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独中，理由是希望孩子可以在独中学习三种语文。这些家长的心态主要是认为孩子在将来都希望能挤入大学，也对西方大学十分地向往。
后来在挣扎和争取的过程中，独中人数有所增加，也在后来也证明国民型中学不是变成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的学校，学生仍可在校内使用华文为媒介教学。
虽然政府后来也希望教育能趋向一致，但几次的改变都不能达成理想，也就不得不放慢脚步。
对于政府而言，独中是比较受华社所欢迎的。但如果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单元教育，也会引起反弹的。
其实，自从政府取消“高中离校文凭考试”，许多独中生也就对未来有所迷茫。所幸近些年来，我国也开放让本地学生赴中国或台湾受教育。
另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的友族学生报名入读独中，一旦他们形成一个大集团，也将对教育的调整有着很大的影响。
虽然我国教育政策并不完美，也不时出现新的因素，导致家长有所怨言，但在时局转变下，华文教育也将会与英文同样，让学生有机会挤入同等的大学水平，而成为学生的挚爱。
长远而言，我国各族人民若能通晓三语，在将来的生活将是令人称羡的，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但也将是三语并行。
毕竟华人的文化得由自己发扬，过去我们可以成功，今后又怎能因一时的挫折而沮丧呢？
英文语系在英美国家鼓励下可以不断流传，那么在中国推动下，华文语系何尝不能呢？再说，我们在海外有3千万华人在鼓足干劲，又何必担心华人文化不会永垂不朽呢？
文化是千秋大业，功在万世！
结论：槟华人南来两百年的血泪史
华人南来始于1786年莱特开埠槟榔屿算起，已逾两个世纪，而大规模移民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1860年，东南亚华工已超200万；1922至1939年间，更有逾500万人南下。槟城成为华工集散地，先辈们在南洋书写了一部苦难与奋斗交织的史诗。
（i）契约华工与“卖猪仔”
鸦片战争后，清廷战败，国弱民穷，大量华工以“契约”形式被贩运南洋。表面“自愿”，实为变相苦力，常需白干一至三年还债。荷兰殖民时期更曾残酷虐待华工，死亡率极高。1916年民国政府废止契约制，但移民潮未止。
（ii）性别失衡与娼妓业
早期华工男女比例悬殊（1871年槟城男女比例为78.6%∶21.4%），催生畸形娼妓业。槟城新街一带成为全马最大红灯区，妓院林立，鸨母虐待手段残忍。1929年虽禁公娼，私娼依然猖獗，而保良局收容救助成效有限。
（iii）私会党、甲必丹与华民护卫司
华人社会早期由私会党（义兴、海山等）掌控，既是保护伞，也是械斗工具。英殖民者通过委任甲必丹、设立华民护卫司，将私会党收编为统治工具。1874年邦咯条约后，华人社会被纳入殖民控制体系。
（iv）抗日与紧急状态
二战期间，日军屠杀华人逾万人，强迫缴纳巨额奉纳金，槟城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战后，马共武装斗争引发紧急状态（1948-1960），英军建立480个华人新村，将数十万的华人被隔离监控，约2.5万人被遣返中国。
（v）五一三事件与政治转折
1969年大选后突爆发种族冲突，官方统计196人死亡，逾9000人被捕。此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确立土著优先，华人政治空间被压缩。而泰方、马方及马共在1989年12月2日签署和约，马共结束了41年的游击战争。
槟城作为华人南来的前哨站，今欲借“10+1”框架扮演中国与东盟、回教世界的桥梁。其多元文化经验，或可为区域合作提供新范式。
两百年间，华人从“猪仔”到公民，从受压迫到自强不息，血泪中铸就民族韧性。历史伤痛不可忘，但先辈的奋斗精神，更当成为后代前行的力量。今日槟城华人已深深扎根于此，成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槟城这颗东方明珠，正以多元文化典范之姿，面向未来。
没错，世界因槟城而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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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阅《马来亚华侨问题资料》，北京书店出版，1950 年，第38-44 页。
[30] Malayan Union 或称之为“马来联邦”是英国政府在1946 年抛出的宪政。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所谓马来人特权，也没有列明苏丹的政治地位，并对公民权全面开放，旨在争取华人认同民主政治，远离马共的武装斗争。但被认为“触犯”马来人的利益，大举反对。此宪制因此胎死腹中。
[31] 参阅“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by K. J. Ratnam,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L. 1965, Page 55.
[32] 参阅“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 Second Edition, 1965, Page 328.
[33] 参阅“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 Second Edition, 1965, Pages 329 & 330.
[34] 参阅“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 Second Edition, 1965, Page 330.
[35] 参阅朱齐英执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马来亚劳工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第18及19页。
[36] 参阅朱齐英执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马来亚劳工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第531页。
[37] 参阅朱齐英执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马来亚劳工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第19页。
[38] 参阅谢诗坚著《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收录在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内，2003年，第 260页。
[39] 参阅谢诗坚著《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2003年，收录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内，第267及268页。
作者
拿督谢诗坚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