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性别议题长期以来被放在族群政治之后。在政党竞争中，候选人的首要考量往往是能否维持族群平衡和巩固传统票仓。女性则更多被视为所属族群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利益与代表需求的群体。换句话说，在马来西亚政治中，族群身份常常压过性别身份。女性代表性的问题因此被边缘化，而30%女性决策权目标也始终停留在政治承诺层面，迟迟未能落实。槟城研究院的杨佩蓉指出，马来西亚女性当选比例偏低并非因为女性候选人缺乏胜选能力，而是进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数本身极为有限。该研究也发现获得提名的女性候选人胜选率与男性相近，这说明真正的瓶颈在于提名机会的稀缺，而非选民对女性候选人的排斥。^[1]

在这套由族群政治驱动的选举机器中，女性一直是庞大且不可或缺的基层动员力量。从妇女组、社区服务、竞选组织到选举动员，女性始终活跃于政党的基层运作。但是，这种高度参与并未自动转化为她们在决策层中的实质话语权。政治参与并不等于拥有政治权力。以第15届大选为例，马来西亚国会仅有30名女性国会议员，占了222席中的13.5%，距离政府提出的30%女性参与决策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真正的政治权力，不仅体现于是否拥有部长职位，更在于能否参与制定国家预算分配、安全事务及重大政策方向。

更重要的是，这种性别不平等不仅反映在女性人数的不足，更体现在政治权力如何被制度性地界定。长期以来，大马政治话语倾向将政治议题区分为所谓的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与低阶政治（Low Politics）。涉及国家安全、财政、内政及外交等领域被视为国家核心权力，通常被认为需要强势、理性的男性政治人物领导；相对地，社会福利、妇女儿童、社区发展等议题则经常被归类为较次要的事务性工作，并被赋予女性化色彩。

政治议题本身并无性别之分，高与低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被塑造的政治建构。当某些政策领域被不断塑造成男性专属的权力空间，而另一些领域则被视为女性较适合发挥的舞台时，制度便持续复制既有的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的固化，更限制了女性进入国家权力核心的机会。其中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女性更擅长处理福利事务，而是长久以来的制度安排将女性推向了这些部门，进而持续强化了社会对女性政治定位的传统成见。^[2]

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分工在马来西亚内阁的人事安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从未出现过女性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或财政部长。这些掌握国家安全、执法体系及财政预算的部长清一色由男性出任。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虽成为我国首位女性副首相，但兼任的依然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历任男性副首相则多兼掌国防部、内政部或财政部等核心部门。这种差异并不能只是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而是反映出了马来西亚政治制度对不同部长职位所存在的性别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