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华语是绝大多数大马华人的母语，华人有强烈意愿保留自己的母语，这是大马华人的特殊现象。维护华文母语自建国以来便被华教界人士视作基本人权。语言权利的核心在于不因使用与教导某种语言而受到压制、排挤与歧视。近年来，出现这样的看法：华语是中国北方官话，并不是本地华人的母语。但唯有这样，才对本地大小籍贯都公平。因为并不是任由大籍贯来“同化”小籍贯（刘勇谕，2015.03.25）。这种说法忽视华语从受中国近代史，特別是受清以後的語言國家化進程的冲击，到马来亚建国后华语功能与位置的争议之事实。建国后，华语变成国家语言政策中的局部性/族群语言（sectional language），华语在建国后继续被视为地方性语言（即方言，马来语称bahasa vernakular ），在教育上华小则被称作sekolah vernakular。殖民地前期遗留的称谓仍被今人使用着，除了不和时宜，且会被另有意图者所利用。2023年杪两个马来非政府组织入禀上诉法院，有关“重审华小非法/违宪”是最新的案例，但华社经常忽略的是，法庭和马来媒体的用词都把华小称为sekolah vernakular。

谈母语，不能单就语言层面，其中不能脱离语言变化生态与历史政治背景。

马来西亚华人主要来自华南沿海闽粤琼桂四省，早年移民多为猪仔与苦力，文化程度不高，初抵南洋人地生疏，同乡会或乡团会馆给与很大帮助，行业亦按籍贯划分，私塾的教学语言都是方言。简单说，大马华社的最初母语是方言确是历史事实。随着汉语成为中国应用最广的通用语，马来亚建国后华校随之改用华文华语（国民政府时代称国语）为统一的教学媒介语，并获得全体华社认同，但方言仍在家中或非正式场合使用。方言作为母语与华语作为母语的说法符合大马华人语言与历史发展实情，两者并不相悖。随着马来亚独立建国，大马华人母语又重新调适与形塑。母语作为一种概念，它的生成从来都不是静止固着的，它无时无刻受外在因素的形塑。确切地说，大马华人有小写母语与大写母语，所谓大写母语者，言文统一不分，盖有华文华语一说；小写母语则指有言无文（或有言亡文）的口头语。这是华语史的现代性使然。

母庸置疑，在全球化浪潮下及国内倾斜的族群政策，现今新生代华人的母语认同越来越趋于双向化。自独立以来，华人愈倾向认同华语作为文化认同的表证。全球汉语发展趋势固然对大马华人语言认同产生影响，但笔者认为更大原因恐怕是对国家教育单元化以及国语霸权的反射或回应。换句话说，内部（国内）因素最先促成大马华人的母语认同。这过程始于50年代中期，逐渐催生大华人群体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of greater ethnic Chinese），其核心恰恰是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由此构成了大马华人共同体，以面对愈来愈艰难的生存环境。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制定土著优先的公共政策（学界普遍称为土著主义政策），华人开始面临语言与文化认同的困境与挑战。1972年，独中复兴运动萌芽，随后引起全国华社共鸣，刺激和巩固全国独中的发展，母语亦得以茁壮成长。到了1983年，全国十五华团在槟城召开历史性的“华人文化大会”，并提出“文化自强”的理念；翌年中华大会堂总会开始举办全国华人文化节，政党如马华公会也成立文化协会并出版《文道》杂志等一系列文化计划。这一系列事件揭示的是华人正面临语言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华社的反应。

在马来西亚，语言权利一直是社会关键矛盾或核心问题，尤其是与之相关的维护母语教育权利。这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普遍面对的问题，有些国家用强制政治手段进行同化，譬如印尼和泰国，有些则仍陷在苦苦挣扎的泥淖中，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华人社会在建国后逐步融入主流，另一方面仍坚持维护母语教育权利。